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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王道乾和穆旦等老先生,想起一件事儿。穆旦先生诞于1918年,王道乾先诞于1921年,同龄人。和他们同龄(稍大)的还有一位,何其芳先生。何其芳先生年轻时就很有才气,24岁就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诗集《汉园集》,他的诗文选入课本的很多,但考察下来,会发现他的创作高峰在解放前,解放后作品很少。他干嘛去了?

举个例子。1959年春天,何其芳在文学研究所,这恐怕还是组织上深思熟虑的结果,不然他有可能一直担任秘书,或者做其他行政工作。也是在这里他刚接受了斗争。这时接到一项任务,从过去的书籍中,选编一本《不怕鬼的故事》。

接到任务就编吧,何其芳从古代典籍里广为搜罗,挑出一百个主人公对鬼表示不敬,敢于骂鬼、驱鬼、打鬼、捉鬼的故事,删改、编纂成书,前后反反复复修改,层层把关,最终出版,很废了一些功夫。

何其芳编这本书非常尽力,为什么大家想必都能猜到。某领导做的修改,他熬夜誊抄打印,第二天早上打印稿已经摆在领导办公桌上了。领导在修改时用了一个颇为生僻的词“光昌流丽”,何其芳拿不准,四处求教,找到老所长俞平伯先生,俞平伯先生说没问题,这么用是可以的,他才放下心来。功夫下得深,书自然编得好。

为什么要编这本书?据说是为了恶心苏联人。这书为什么要交给何其芳?因为他比较靠得住,就是这样。到这里,谁还记得他是个诗人?他自己都不记得,还搞什么创作。何止不搞创作,简直离文学越来越远了。相比之下,不能创作,就去翻译,算是不忘初心。

王小波说因为王道乾和穆旦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,都不能写作,只能当翻译家。为什么呢?不晓得哎。我就只知道某领导评价他书生气少多了。你看,和鬼做激烈斗争,是不能做书生的。

自己写作品,如果有尺度和方向禁忌,就得不到自由发挥。而翻译作品(当然是符合自己口味的),只须诚实翻译,即使有责任和罪过,怪不到自己头上。

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大都有放言的孤傲(自由精神),而这种自由精神往往在当时会被认为是超前、大胆、过格和失宜,于是这欲言又止成了他们精神的苦闷,无可奈何他们只好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,借了翻译的手段来暗度陈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。

王小波的意思或许是这样,我猜!

王小波的说法是有道理的。

像王道乾和查良铮(穆旦本名)这样的老一辈学者,有很深厚的语言文学修养,有些人甚至是学贯中西的大家,如陈寅恪,如钱钟书。

这些人的素养是在中外经典的长期浸淫里形成的。他们每天接触的都是名家名著,耳濡目染,练就了极高的欣赏品位。

他们自己若是创作,就有名家经典作为参照物。达不到相同的高度和水准,下不了笔呀。这就是钱钟书只留下一部长篇小说《围城》的缘故吧。

知识分子,自尊心肯定是有的,更多的应该还是自知之明吧。

翻译则不伤自尊心。把经典名著在另一种语言里呈现出同样高的品质,对译者应是很大的褒奖。穆旦译诗的成就毫不逊色于他作为诗人的成绩,也不是偶然的。

罢笔是反抗的另外一种方式。49年之前成名的作家不再从事创作的不止王道乾和穆旦,还有一大堆。譬如曹禺,他想写,但他深知写出来是不合时宜的。沈从文干脆去故宫做服饰史研究。老舍与时俱进,写了一写自己都未必看得上的作品,最后是自取其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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